“十四五”時期,面對新的國內與國際形勢,中國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出現新機遇、新挑戰和新特征。中國同步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過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經濟全球化過程與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大國崛起過程)、外部“三明治”壓力以及內部“垂直結構”對產業轉型升級帶來新的挑戰[1]。而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重塑世界生產力格局,改變傳統的生產關系,“機器換人”[2-5]、服務轉型[6]、工業互聯網[7]等成為企業轉型升級的新路徑,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出現[8-9]。了解新時期的企業轉型升級的行為選擇,有助于理解和預測宏觀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的微觀基礎,對于更好地發揮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與政府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結構變遷和產業升級的機制,新結構經濟學特別強調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的作用,即不同生產要素的非平衡積累導致相對要素價格的變化,進而使得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部門也發生非平衡的變化[10-12]。稟賦結構驅動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的理論機制,在宏觀和中觀層面均得到了數據支持[13-14]。其背后的核心是企業自生能力,即在自由、開放、競爭的自由市場上,沒有外部保護補貼且具有正常管理能力的企業能夠獲得市場所預期的正常利潤。企業自生能力取決于企業所在行業是否符合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15]。遵循比較優勢的企業杠桿率較低[16],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更高,出現僵尸企業的概率更低[17],產生的環境污染也更少[18]。朱蘭等[19]使用制造業企業調研數據,考察了人工成本變動對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行為的影響,從微觀企業層面支持了要素稟賦及其結構驅動產業升級機制。Wang等[20]基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輕工業企業數據,發現行業比較優勢對企業搬遷或者轉型升級策略具有顯著影響。
然而,上述研究基本都是以制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相關文獻對于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研究較少??紤]到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在要素稟賦結構、生產經營方式、成本—收益模式、產品可貿易性等諸多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轉型升級路徑明顯不同,有必要加強對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的研究。尤其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務業占比不斷上升,服務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逐漸凸顯[21-22]。到了中高收入階段,由于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存在垂直結構,上游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將制約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不利于實現收入階段的轉變[23-24]。新發展階段,有必要加強新時期企業轉型升級行為的探究,尤其是服務業企業的轉型升級,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產業融合、制造業服務化、服務型制造奠定基礎。
現實中,企業會根據自身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轉型升級策略,企業稟賦資源的差異性決定了企業轉型升級行為的多樣性[25]。陳明森等[26]將企業轉型升級路徑分為技術路線為主、營銷路線為主和相機選擇型(技術路線或營銷路線或二者兼而有之)。程虹等[27]將企業轉型升級路徑分為提高人力資本、技術創新、質量提升、企業家精神、改變增長模式等。另外,影響企業轉型升級的因素眾多,包括內部—外部因素、主觀—客觀因素、拉動—推動因素、壓力—能力因素等[28]。本文著重探究的問題是:新時期企業轉型升級的新特征及其影響因素是什么?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否依然是決定企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驅動力?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企業在轉型升級及其機制上存在哪些差異?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使用包含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同一套微觀數據,利用統計分析和計量模型,對比分析制造業和服務業這兩種完全不同類型但又互相關聯的企業的轉型升級特征和影響因素;第二,將新結構經濟學要素稟賦及其結構驅動產業變遷的機制,在微觀層面進一步從制造業向服務業企業拓展,檢驗這一機制在實踐層面的適用性。
本文接下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樣本企業、主要變量和企業轉型升級路徑進行說明;第三部分構建二元選擇模型,分析要素稟賦對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路徑的影響,并進行穩健性分析;第四部分進一步考慮行業內的差異性,研究人工成本上升對傳統制造業和兼具新經濟類型制造業企業,以及消費性服務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路徑的影響;第五部分是研究結論與展望。
廣東省是中國企業轉型升級實踐最早的地區,在2008年即通過了促進轉型升級省級政策文件,這一指導性政策比全國性的轉型升級政策早3年。2017年5—7月,受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委托,華東理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組成聯合項目組在廣東省全省范圍內開展調研。此次調研覆蓋了除深圳市以外的2個地級市,既包括經濟發達的廣州、珠海等地區,還包括經濟欠發達的廣東兩翼地區,樣本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和異質性。調查行業以制造業、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建筑業等行業為主,根據地區經濟規模抽樣不同數目企業,采取配額抽樣方法,每家企業完成3份員工問卷。調研最終回收企業問卷2 038份,有效員工問卷5 428份。具體抽樣規則參見孫中偉等[29]。地區分布方面,一線城市(廣州)企業占比10%,二線城市(珠海、佛山、東莞、中山)企業占比28%,三線城市(汕頭、惠州、江門、肇慶)企業占比19%,四線城市(韶關、河源、梅州、汕尾、陽江、湛江、茂名、清遠、潮州、揭陽、云浮)企業占比43%(1)。
本文將調研問卷中企業信息與中國工商企業數據庫中的企業注冊信息進行匹配。啟信寶數據庫中涵蓋了企業的工商注冊時間、注冊法人、注冊資本、注冊地址、所屬行業等信息,通過匹配將企業行業類別細分到28個制造業以及農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等其他行業,同時剔除調研樣本中企業行業所屬信息缺失、企業名稱缺失或者錯誤、企業注冊地址不符或者注冊年份差異很大的企業樣本。最終,獲得了1 033個制造業企業,184個建筑業企業,853個餐飲、交通、金融、咨詢等服務業企業,剔除2家名稱缺失和11家屬于農林牧漁業的企業樣本。具體行業的企業個數分布情況見表1。其中,制造業占比最多,達到49.9%,批發和零售業占比11.15%,其他企業占比均低于10%。
表1 樣本企業的行業分布
調查問卷涉及企業所有制、注冊時間、所屬行業、就業人數、銷售利潤、成本構成等基本信息,還包括企業的用工成本、工資上漲幅度、面臨的主要挑戰和企業應對策略等變量。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如圖1所示??梢钥闯?制造業與服務業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基本相同:制造業企業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首先是原材料和燃料的成本上升,其次是人工成本上漲,最后是市場激烈競爭;服務業企業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工成本上升,其次是市場激烈競爭,最后是原材料和燃料價格上漲。企業產品價格下降、土地水電等經營成本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對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生產經營,不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成本上升和市場競爭激烈是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進一步分析發現,影響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員工工資水平的因素并無太大差異。排名前五的影響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員工工資的主要因素分別是物價指數、城鎮人均生活費用、企業承受力、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職工繳納五險一金??梢钥闯?企業員工的工資水平一方面受企業所在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生活費用以及物價指數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企業的承受能力以及是否繳納五險一金相關。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社會保障制度和生活成本是決定企業員工工資水平的主要因素。
圖1 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面臨的挑戰
由于勞動力市場供小于求,大部分企業在一線生產(服務)崗位面臨缺工或者招工難的問題。為了緩解招工難問題,企業采取多種措施進行應對。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主要采取的應對措施如圖2所示??梢钥闯?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均會采取提高工資福利待遇和加強對職工人文關懷的方式,吸引員工加入。這也是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一線員工工資不斷上升的原因。另外,相較于服務業,制造業企業更多采用優化崗位設置、增加設備以及放寬招工條件的方式,解決企業的缺工問題。
圖2 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緩解招工難的應對策略
制造業企業和服務業企業在企業年齡、用工規模、一線職工平均工資、人工成本占比、人工成本總額、工資增長率、人工成本增長率、利潤總額增長率以及銷售總額增長率方面的統計結果見表2。結果顯示,制造業企業和服務業企業的要素稟賦結構和成本收益率存在明顯差異。制造業的平均企業年齡、用工規模和人工成本總額均大于服務業企業,服務業企業的一線員工平均工資水平和人工成本占比高于制造業企業,但是制造業的工資增長率與人工成本增長率遠高于服務業企業??傮w而言,盡管服務業企業勞動密集度大于制造業,一線職工的平均工資也更高,但是制造業企業人工成本的動態調整幅度更大,企業面臨的人工成本上升的沖擊更為嚴重。這與廣東省統計局的統計結果也相符,即制造業的職工工資上升幅度高于城鎮職工的平均工資上升水平。進一步,比較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利潤總額增長率與銷售總額增長率,制造業企業均低于服務業,制造業面臨更加嚴峻的就業與增長形勢,轉型升級的需求必要性和現實緊迫性更為突出。
表2 制造業與服務業企業的基本特征比較
作為中國GDP排名第一的經濟大省和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廣東省曾一度依靠廉價充沛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拉動地區經濟增長。統計數據顯示,廣東省人工成本不斷上升,2003—2016年城鎮就業人員工資累計增幅達到166.33%,其中制造業平均工資累計漲幅近200%。但在2017年調研樣本中,僅有5.94%企業考慮搬遷到海外或者中西部地區,69.26%的企業會選擇轉型升級。因此,本文以轉型升級為主要應對策略的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此次調研問卷中,企業轉型升級路徑分為引入自動化、智能化設備或者工業機器人,自主研發,多元化經營,品牌化,拓寬銷售渠道和改善管理模式六種。其中,如果企業引入自動化、智能化設備或者工業機器人,本質上都是使用機器替代勞動,本文將其合并為“機器換人”或者自動化升級。
由于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要素稟賦結構、盈利能力、商業模式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再加上不同轉型升級路徑所需要的要素密集度和風險率也不同,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路徑具有不同的特征,如圖3所示。
圖3 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方式分布
1.企業首選策略存在差異
在轉型升級路徑選擇中,“機器換人”是制造業的第一選擇。在制造業內部,超過66%的企業選擇這種轉型升級方式。在全部選擇“機器換人”的企業中,制造業企業占比達到81.6%,是“機器換人”的主力軍。具體來說,食品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企業中,超過64%的企業選擇“機器換人”,另有多個行業中選擇“機器換人”的企業占比超過半數?!皺C器換人”成為大多數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的首要選擇。這與孫中偉等[30]于2018年在廣東省的后續調研結果相符,即超過半數的企業已經實施了“機器換人”,16.42%的企業準備實施“機器換人”。
對于服務業企業而言,多元化戰略是其首選。多元化戰略是指企業為了更多地占領市場和開拓新市場,或避免單一事業存在的風險而選擇性地進入新的產業領域的戰略,體現為企業所經營的行業數的增加。在服務業內部,僅有22.5%的服務業企業選擇引入自動化或者智能化設備,且以批發零售業和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為主。接近半數(58.73%)的服務業企業選擇實施多元化戰略,以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以及住宿和餐飲業為主。
2.管理模式調整是共有選項
管理模式是在管理理念指導下建構起來,由管理方法、管理模型、管理制度、管理工具、管理程序組成的管理行為體系結構。在智能化時代,將通信與計算機技術作為重要的物質基礎,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平臺、遠程工作等媒介,實施以人為主的管理模式、扁平化組織結構、智能化財務和物流系統、改變職工工作和績效考核方式等,都是企業為適應外部環境變化所做的有效調整,是企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維度。在調研樣本中,選擇調整管理模式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占比均較高,其中制造業企業內部占比58%,服務業企業內部占比74%。這可能與大部分企業引入了大數據、“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等相關。在受訪企業中,接近半數的制造業企業、58.5%的服務業企業已經引入“互聯網+”、大數據等。
3.制造業自主研發多于服務業
自主研發是指企業在不侵犯他人(國)知識產權的條件下,依靠自己的科技知識進行的研究和發明,一般表現為研發人員和研發資金的投入,以及專利的授權、新產品銷售額等成果的增加,具有成本高、風險大、周期長等特點。相對服務業企業而言,制造業企業更多選擇自主研發。制造業企業中39%的企業選擇了自主研發,僅有8.4%的服務業企業選擇自主研發。這可能是因為制造業以生產和提供產品為主,為了擴大市場規模、提高產品競爭力,企業需要不斷優化產品外觀和設計,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改善生產和制造流程,提高產品附加值。而服務業以提供服務為主,更加依賴勞動力,資本密度低于制造業,服務流程相對簡單,需要自主研發的產品或者服務相對較少。
4.銷售渠道拓展和品牌化建設選擇較少
銷售渠道是指產品從生產者向消費者轉移所經過的通道或途徑,它是由一系列相互依賴的組織機構組成的商業機構。在調研樣本中,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選擇拓展銷售渠道的企業占比均在15%左右,較少企業選擇該路徑。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通過技術領先和創新保持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較為困難,通過擴建銷售渠道,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是提高企業效益的有效途徑。尤其是在新零售背景下,傳統的銷售渠道作用有限,不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企業,都需要借助互聯網平臺擴大市場影響力,比如通過入駐大型電商平臺、網絡直播帶貨、開發企業應用程序(APP)或者微信小程序等。廣東省處于轉型升級改革的前沿,大部分企業已經引入了大數據、電子商務、“互聯網+”等,銷售渠道不是影響企業盈利的主要因素。
品牌化建設的實質是企業挖掘或凸顯自身與同行的差異?,F代品牌體現企業的特殊文化和個體特征,代表企業實力與企業形象,有利于企業明確并細化產品的市場定位,形成穩定的顧客群。但是,品牌化戰略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需要高質量的產品作為支撐,也需要銷售文案、售后服務、廣告投入等全方位的支持,資金成本和時間成本較高。因此,僅有少數企業選擇品牌化建設,其中制造業企業比值約10.4%,服務業企業比值低于2%。
總體而言,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面臨成本上升和市場競爭等外部挑戰時,理性的企業家根據自身的稟賦結構,選擇最適合本企業的轉型升級方式。具體而言,制造業企業首選“機器換人”,服務業企業首選多元化,管理模式調整是共有選項,制造業企業自主研發比例高于服務業,銷售渠道擴建和品牌建設則不是最佳選擇。
在前文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分析企業轉型升級模式的主要動因。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框架內,本文著重考慮企業層面的特征,尤其是要素相對價格及其變動的影響,實證檢驗要素稟賦驅動產業升級的微觀機制。
為了分析要素稟賦對企業轉型升級模式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表示企業選擇的轉型升級方式的類別變量,包括“機器換人”、自主研發、自建銷售渠道、多樣化、品牌化與管理模式調整。如果選擇“機器換人”,則取值為1,反之為0,其他轉型升級方式類似。本文主要選擇每一類行業的企業所選擇最多的前三種轉型升級模式被解釋變量。Lcgi表示人工成本增長率,使用2016年人工成本總額(經2016年廣東工業PPI指數平減)相較于2015年人工成本總額的變化幅度,衡量企業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動。由于企業轉型升級的行為選擇是在2017年,企業人工成本上升與轉型升級方式在時間上存在先后順序,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模型因反向因果帶來的內生性問題。Lcs表示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值,衡量企業要素的相對價格。
影響企業轉型升級的因素眾多,馮根福等[31]基于九大中文經濟學權威期刊2008—2018年期間發表的172篇有關中國企業技術創新影響因素的實證文獻,篩選出27個重要變量,使用1 457家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識別決定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借鑒已有文獻,結合樣本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控制了企業層面的其他重要特征(Firmi),包括企業年齡、用工規模、所有制和凈利潤率。其中,企業年齡使用2017年減去企業成立時間;企業用工規模,以企業2017年用工人數(取對數)來衡量;企業所有制取值1、2、3,分別表示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的企業),以國有企業作為基準組;企業凈利潤率使用企業2016年的凈利潤率衡量,取值1、2、3,分別表示企業去年凈利潤率為負、企業去年凈利潤率為0~5%和企業去年凈利潤率為5%以上,以企業凈利潤率為負作為基準組。City表示城市虛擬變量,控制城市層面的固定效應。εi表示誤差項。模型使用Probit模型進行估計,具體變量解釋見表3。
表3 變量說明
實證過程中,僅使用回答“是否采用了某一種或多種具體轉型升級路徑”的企業樣本,刪除未回答或者變量缺失的樣本,同時對2015和2016年人工成本采取1%縮尾處理。上述所有企業變量均來自于調研問卷。
制造業企業的主要轉型升級路徑分別是“機器換人”、自主研發和管理模式調整。使用Probit模型分析的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的回歸估計結果見表4??梢钥闯?人工成本上升顯著影響制造業企業“機器換人”和管理模式調整的概率,即要素價格的動態調整依舊是企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驅動力。人工成本上升越多,企業使用“機器換人”和調整管理模式的概率越大。這是因為給定企業的預算約束,人工成本上升通過相對價格機制促使企業使用資本替代勞動。而在新一代信息技術背景下,通過引入人工智能、大數據、智能化和流程化的財務管理系統,或者進行管理的扁平化改革等,企業都能通過較低的一次性投入顯著降低用工和管理成本,提高效益。因此,面對人工成本上升的沖擊,制造業企業更傾向于選擇“機器換人”或者調整管理模式。
表4 企業主要轉型升級路徑的影響因素回歸估計結果
注:1.***、**和*分別表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
2.()內為聚類穩健標準誤,聚類到行業層面。
另外,企業用工規模越大也會顯著影響企業轉型升級概率。這是因為企業用工規模大,意味著企業的管理難度和管理成本高,人工成本上升幅度對企業的人工成本總額的沖擊更大?!皺C器換人”和調整管理模式都是短期內企業直接降低人工成本的最優選擇。企業使用“機器換人”的升級方式也受企業凈利潤率的影響,即凈利潤率越高的企業,使用“機器換人”的概率越高。一般而言,企業凈利潤率與轉型升級之間可能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邏輯關系:一種是企業凈利潤越高,企業轉型升級動力較低,加上轉型的成本與風險,企業轉型升級意愿和概率越低;另一種是企業凈利潤率越高,企業財務能力越強,有能力支付轉型升級所需的成本,企業出于長期盈利能力的考慮,更有可能進行轉型升級。實證結果表明,由于購買機器設備具有一次性投入大、收益周期長、沉沒成本高、風險大的特點,“機器換人”依賴企業的經營和財務實力,具有越高盈利能力的企業使用“機器換人”的概率越高。
3.解釋變量中人工成本占比、所有制和凈利潤率是類別變量,其中人工成本占比使用人工成本占比不高于20%為基準組,所有制以國有企業為基準組,凈利潤率以凈利潤率為負為基準組。
自主研發與企業“機器換人”類似,都屬于企業內部投資的方式,都受企業規模和凈利潤率的影響。自主研發投入大、不確定性和風險高的特征,使得大企業、盈利能力強的企業更有能力進行自主研發。所有制對企業轉型升級影響不顯著,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相較于國有企業而言,其“機器換人”和調整管理模式的概率差異不大。這一方面說明企業追求自生能力,驅動其轉型升級的核心因素是資源稟賦結構,比如人工成本構成及其變動率、盈利能力、企業規模,所有制不是主要因素,支持了微觀層面稟賦結構及其變動驅動產業升級機制的成立。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產業存在“垂直結構”[32],國有企業大多處于產業鏈上游,民營企業大多處于產業鏈中下游,供應鏈的轉型升級具有聯動效應,上游帶動下游產業升級或者下游倒逼上游產業轉型。
服務業企業主要轉型升級方式是多元化、管理模式調整和“機器換人”。服務業企業主要轉型升級路徑影響因素的回歸估計結果亦見表4。
首先,人工成本占比是影響服務業企業采取多元化戰略和管理模式調整的主要因素。相較于人工成本占比低于20%的企業,人工成本占比高的企業更傾向于采取多元化戰略和管理模式調整。這與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人工成本增長率有所區別。對于服務業企業而言,企業要素構成結構對企業轉型升級路徑選擇的影響更大。人工成本占比越高的企業,勞動密集度越高,利用信息技術與互聯網平臺,充分發揮互聯網在服務業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調整優化管理模式是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另外,企業人工成本占比較高,說明企業屬于餐飲、住宿等消費性服務業,這類企業可以通過跨界提供豐富多樣的產品和服務降低經營風險,通過客源綁定和引流等途徑提高利潤空間。
其次,用工規模和企業年齡也會顯著影響企業多元化的概率。用工規模大意味著企業規模更大,有更多的員工可從事不同類型技能的工作。相對于餐飲、住宿、郵政等低勞動力技能密集的服務業而言,技能的替代性較高,企業有能力進行多元化戰略。企業年齡會影響企業多元化轉型的概率,這可能是因為相較于初創企業,成熟企業的管理經驗更為豐富,對市場需求的把握和進行產品多樣化的能力更強。
最后,用工規模有助于提高服務業企業“機器換人”的概率,這是因為人工成本是服務業企業管理費用的重要組成部分。設備相對于人而言,具有一次性投入、監督成本低、無停歇工作的優勢,因此,人工成本總額較高的企業,出于長期降低企業成本的考慮,更有動力使用機器替代人。所有制是影響企業管理模式調整的因素之一,即相較于國有和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更有動力調整管理模式。這可能是因為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沖擊下,外資企業對借助于智能化的人事、財務管理系統等的市場敏感性更高,通過借助信息化智能化工具,減少管理層級,降低管理成本,同時可以更加有效地整合中國和國際的資源。
人工成本的上升,既有可能是因為員工工資水平的上升(規模不變),也可能是員工數量的上升(工資不變),或者是政策因素導致(比如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因此,本文分別使用企業員工工資年均增長率和勞動報酬增長率衡量人工成本的增長率。企業員工工資年均增長率使用0-1類別變量,分別表示職工工資年均上漲幅度“5%及以下”和“5%以上”,其中“5%及以下”組別作為基準組,衡量員工工資水平的上升。勞動報酬增長率使用2016年勞動報酬總額(經2016年廣東工業PPI指數平減)相較于2015年勞動報酬總額的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業員工數量和工資水平的上升的綜合影響。模型中進一步控制了企業用工規模、企業年齡、所有制和凈利潤率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模型結果與前文基本保持一致(2)。
另外,借鑒朱蘭等[19]的研究,本文比較了調研問卷中企業填報的注冊時間和啟信寶中企業在工商登記的注冊時間,假設企業填報的注冊信息和工商注冊信息誤差較大,那么說明該企業其他數據的可信度很可能也不高。因此,本文剔除了龍信數據中注冊年份與企業調研數據中成立時間差值大于2年的企業樣本,最終保留771家制造業企業樣本和721家服務業企業。結果顯示,人工成本上升依舊會顯著提高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概率,人工成本結構則會顯著提高服務業企業的轉型升級概率。
綜上所述,影響制造業轉型升級路徑的因素中,企業要素相對價格的動態調整是制造業企業的核心驅動力,而對于服務業企業而言,要素相對價格構成是主要因素。這可能與服務業本身的要素成本構成相關。前文分析可知,服務業企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和人工成本占比高于制造業企業,但人工成本上升幅度遠低于制造業企業。因此,服務業企業不會像制造業企業一樣面臨較大的人工成本上升沖擊。同時,要素成本構成直接決定了服務業企業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消費性服務業,還是人力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性服務業。這兩類服務業的人工成本上升的來源不同,前者可能更多是給定工資不變情況下的用工規模擴大帶來的人工成本上升,后者更多是由于高技能勞動力帶來的技能工資水平的上升。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對制造業和服務業內部的差異性進行分析。
由于制造業和服務業內部企業的異質性較高,本文將制造業企業分為傳統制造業和兼具新經濟類型的制造業,將服務業企業分為消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進一步分析人工成本上升對制造業和服務業內部的不同企業轉型升級路徑的影響。
新一輪科技革命下,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重塑制造業生產模式,部分制造業企業將數據要素引入生產過程,被視為新經濟或者兼具新經濟類型。調研樣本中,制造業企業被分為傳統制造業、新經濟產業與兼具傳統與新經濟產業,分別有553家、29家和270家。為了避免樣本量過小帶來的估計偏誤,本文對比分析了傳統產業與兼具新經濟類型的產業的企業,人工成本上升對企業轉型升級路徑的影響,結果見表5。相較于新經濟類型或者兼具新經濟類型的制造業企業,人工成本上升沖擊對傳統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的概率影響更大。即人工成本上升1%,傳統制造企業使用“機器換人”的概率顯著提高2.7%,自主研發的概率提高0.3%,調整管理模型的概率提高0.22%。但是,對于兼具傳統經濟與新經濟的企業來說,人工成本上升僅會略微提高企業“機器換人”的概率,會顯著提高企業調整管理模式的概率,但是會降低企業自主研發的概率。
表5 人工成本上升與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回歸估計結果
注:1.***和**分別表示1%和5%的顯著性水平。
2.()內為聚類穩健標準誤,聚類到行業層面。
這說明,在受到人工成本上升沖擊之后,無論是傳統制造業企業還是兼具新經濟類型的制造業都有顯著的轉型升級意愿,從而進一步驗證了新結構經濟學所提出的稟賦驅動的產業升級動力機制。在給定的多種轉型升級方式當中,“機器換人”依然是傳統制造業企業的首選,而兼具新經濟類型的制造業企業在面臨人工成本上升時,會優先選擇調整管理模式。特別是,人工成本上升對于這兩類不同企業自主研發的影響是相反的??赡艿脑蚴莻鹘y制造業的技術相對而言企業專用性更強,而兼具新經濟類型的制造業的技術進步則可能更多依賴社會整體數字技術的變化。對于單個企業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新出現的這些數字技術調整管理模式,而不是去增加自主研發本身,這也符合這類產業中出現的制造業服務化、制造業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6]。
服務業行業包括餐飲、旅游、金融、教育、科研等,不同企業提供的服務產品和對象、在行業投入—產出表中的位置、要素密集度也不同。為了分析服務業內部的差異,本文借鑒李系等[32]的研究,將服務業分為消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和房地產業屬于生產性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屬于消費性服務業。消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人工成本上升對其轉型升級路徑的影響見表6??梢钥闯?人工成本上升顯著降低了消費性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的概率,但對生產性服務業的轉型升級路徑沒有顯著影響。這可能是因為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大多是高技能勞動密集型,人工成本不是企業生產成本的主要部分,受人工成本上升的影響較小。而消費性服務業企業大多是低技能勞動密集型,人工成本上升對消費性服務業企業的盈利能力影響較大,會顯著降低企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和能力。
表6 人工成本上升與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回歸估計結果
注:1.***和*分別表示1%和10%的顯著性水平。
2.()內為聚類穩健標準誤,聚類到行業層面。
結合前文分析可知,相較于人力成本的動態變化,人力成本構成和人力資本結構對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更大。面向高質量發展要求,未來需要從提高勞動力素質、改善人力資本結構入手,引導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
微觀層次企業對于轉型升級方式的選擇直接決定了中觀層次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進而影響宏觀層次的經濟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本文使用2017年廣東省20個地級市的企業調研數據,基于統計分析和計量模型,對比分析了新形勢下制造業企業和服務業企業在轉型升級路徑上的基本現狀、影響因素和異質性。研究發現:(1)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路徑首選“機器換人”,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則首選多元化戰略,管理模式調整是這兩大類企業轉型升級路徑的共識。(2)影響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的主要因素是人工成本總量,而影響服務業轉型升級路徑的主要因素則是人工成本在總成本中的占比。(3)人工成本上升對制造業企業和消費性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影響不顯著。面對人工成本上升,傳統制造業企業選擇“機器換人”,具有新經濟類型的制造業企業則會選擇調整管理模式,而消費性服務業會降低渠道擴建和多元化的可能性。
總體而言,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由于在要素稟賦結構、產品服務、成本要素、可貿易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企業轉型升級路徑、影響因素以及人工成本上升的影響都存在較大差異。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首選“機器換人”,之后是管理模式調整。而服務業企業則是多元化戰略和管理模式調整,人工成本上升不利于消費性服務業企業升級,但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影響不大。人工成本構成和人力資本結構是促使服務業企業轉型升級的主要因素。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下,制造業呈現數字化、智能化、服務化趨勢,服務業則向高端化、平臺化發展,高素質人才、技術、數據等新要素的作用日益突出?!笆奈濉睍r期,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時,既要考慮制造業與服務業企業的轉型升級路徑和影響因素的區別,也要考慮處于不同轉型階段的制造業企業、消費性和生產性兩類服務業企業的內部差異,依據本地區的稟賦和產業結構,結合產業特性,制定科學化、精準化、差異化的產業政策。
由于數據的局限性,本文未研究要素結構及其相對價格變動對企業進入—退出的影響,以及服務業企業多元化轉型的影響機制、經濟效果等。結合中國產業結構轉型的新現象、新趨勢,未來企業轉型升級的研究需要關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重視數據、技術、知識等新型要素,研究新要素對企業轉型升級行為和績效的影響及機制;第二,在產業融合加速、全產業鏈發展的驅使下,加強對產業垂直結構、產業鏈、產業網絡等中微觀層與宏觀層面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第三,統籌發展與安全,加強產業鏈與供應鏈安全、產業基礎再造等相關領域研究,提高產業競爭力,確保產業安全穩定發展;第四,重視“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下產業綠色轉型的技術選擇、實施路徑等,推進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的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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